文摘 : 星洲日报 SIN CHEW DAILY 2 0 2 1年6月24日|星期四 Thursday

周金亮 :

我这一生深爱音乐,以后两把吉他、音乐创作都留给孩子。

“音乐通胜”创立近二十年,“通胜”就是那本通行华人民间包罗万有的通书,因避忌讳又名通胜。取这个名字,是因为周金亮觉得录音室像一本音乐老黄历,记载了有关音乐的种种,至于英文名“Musictoxin”,既是音译,同时也别有涵意,“音乐像毒素,但对我来说,它是美丽的毒素,我已经上瘾了!”

录音室里有一把吉他,拍照时周金亮抱着吉他随意拨拨了两下,音色明亮,像有一把阳光晒落在身上。他拥有的吉他当然不止一把,“至少有8把,每一把都有名字,翅膀、受伤、空心等,每一把我都爱不释手。”

每一把吉他,都有一个故事,譬如“受伤”是一把西班牙手工古典吉他,价值不菲,是周金亮学古典吉他时梦寐以求的一把吉他。“要价万多块,我一直不舍得买,60岁生日时搞了一场演出,特地向开吉他行的朋友借来玩,没想到被一位参与演出的年轻人不小心踢破,我不好意思还给朋友,只好买下来,所以我就突然间有了一把很好的吉他,每天都用它练习两三个小时!”他展露出一贯的招牌式灿烂笑容说道。

另一把叫“翅膀”的吉他,老拍档张盛德对它情有独锺,周金亮就把吉他卖给了他。“说起来,我的吉他不曾送过给人。”他侧头想想,自言自语地。

顿了顿,接着哑然笑道:“有时候会有一个念头闪过──我死后,这些吉他要给谁?录音室要怎么办?”

虽然只是一闪而过的一个念头,但周金亮还是认真思考,在心里有了一个谱。“两把最贵的吉他应该会留给两个孩子,他们都会玩吉他,但纯粹是玩而已。其他的吉他,可能会送给跟我一起玩音乐的朋友吧,再不然就留在录音室。”

录音室的问题则要比吉他复杂得多,“两个孩子都在上海,不在这里,即使他们在大马,他们也不需要录音室。这录音室的装修花了几十万,器材又是几十万,要送人,人家也不敢要。要不要卖掉?不卖的话,也许可以捐出来,找一票音乐人组成一个委员会,用半公益的方式经营,帮助喜欢音乐的年轻朋友完成梦想。到时候,吉他也留在这里,让有需要的人借用。但这个也要有人愿意去做才行,我还不敢跟朋友提,责任重大啊,谁要帮你做这种事?!不过不是不可能,它是可能的,只是我的想法还不够成熟,我还在构想一个完美的方案。”他絮絮叨叨地一口气说道。

这些问题以前不会去想,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忙茫盲,直到去年,新冠疫情爆发,全世界停摆,命格再劳碌的人也得暂时停下来,生活偏离常轨后,就会开始想东想西,想一些平日不会想的事,譬如,人不在了,吉他要留给谁?录音室要怎么办?

再想深一点──为什么要写歌?生活的意义是什么?一旦生活恢复正常,往后的日子我要怎样过?

疫情重创娱乐事业,这一年来圈中人几乎是人人没工开,但周金亮是不折不扣的乐天派,遇到逆境时,他总是可以“在一堆坏事中找到一点好事”。

“这一年,我休息得很够,得以让身体恢复一些状况,”此乃第一件好事,第二件好事则是,“经历了MCO(限行令),我开始明白,人不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很忙生活才算有意义,再说,匆忙中做出来的东西未必好,你只是错觉以为很好而已。没有沈淀,没有好好思考,是做不出好东西来的。”

以前,周金亮说过“要写1千首歌”,现在,他有点难为情地摆手说道:“那是我年轻时乱乱讲的话。”他说,只要把手上的东西做好,做音乐时思考更深入一点,那就够了。

放慢脚步,休养生息

周金亮今年66岁,6年前,也就是60岁生日过了不久,他就知道自己有高血糖。

以他的个性,只要还能工作,就算是三高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,工作起来照旧没日没夜,吃不定时,录音师送他一台血糖检测仪,他也从来没有拿出来用。

就这样过了几年,直到去年,从上海回来的女儿帮他量了血糖,乖乖不得了,正常人的血糖值是5mmol/L,他却高达19~20mmol/L!去看医生,医生不敢开药,写了一封信叫他去政府医院。转看政府诊所,医生还是不敢开药,召了救伤车,火速把他送去沙登医院。“当时我心想,有那么严重咩?!”他挤了挤眼笑道。

到了沙登医院,医生给他打了两支胰岛素,再配合药物,血糖才慢慢降下来。确诊糖尿病不久,新冠疫情就节节升温,全国实施限行令,他也趁机宅家休养生息。

一对子女都在上海,家里只剩下他和太太,那几个月里,三餐有太太细心照料,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,血糖也成功控制在理想范围内。

回想当初知道血糖飙高至危险水平时,周金亮说自己并不害怕,也没有感觉到死亡的威胁,“因为那阵子人精神得很,过后,才慢慢了解糖尿病不可怕,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,给自己带来伤害,也给家人带来痛苦。”

他是虔诚的佛教徒,人生走到这里,他常说自己已经无欲无求,对死亡也没有忌讳,但确诊糖尿病后,还是无可避免地反复思考了更深层的生死议题。

他放下幽默,眼神微微沉了沉,低声说道:“我们华人说五福临门,五福里面,最难求的是后福,也就是第五福‘善终’。如果真的要求,就求后福吧,希望可以活得有尊严,死得有尊严,不是为自己,而是不想拖累太多人,不要让身边的人跟着自己受罪。这是我和太太都希望的。”

做音乐让我开心,所有的痛苦都不是痛苦

宅家避疫的这一年来,周金亮也在关注中国流行音乐,一遍遍听朴树、野孩子等人的歌,“他们的歌力量很大,因为他们的音乐关乎生命,关乎土地,他们写歌,不是为了拿奖,不是为了讨好市场,更不是为了卖歌。”

那我又是为了什么写歌?他反复诘问自己。

“这个问题以前没有想过,现在回想,我做音乐,是为了满足我对音乐的好奇。为什么这首歌这么好听?为什么这首歌这样唱?从很小开始,我就常常这样想,慢慢自己开始写歌。我喜欢音乐的真正原因,是音乐带给我想像和好奇,这就是我做音乐的初心。”

很多人敬佩他对音乐不离不弃,他淡然笑道:“我坚持(做音乐),不见得我就比其他人伟大,我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,开开心心的做,让那些跟我选择同一条路的人也开开心心地做。”

“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,是多么的幸福,因为写歌让我开心,所以所有的痛苦都不是痛苦。”句句发自肺腑,让人动容。

说到这里时,他突然忆起事业跌到谷底时车子被拖走的事,“那时候我在给‘与爱相髓’公益活动制作纪念专辑,为地中海贫血症孩童筹款,一天,成员们到录音室给我打气,突然有人跑过来问我,老师,你的车坏了吗?为什么被吊走?我马上冲下去,原来是银行叫来的,说是拖欠车贷,要把车吊走。成员们也跑下来,看到这一幕,知道我的经济有问题,大家就出钱帮我把车赎回来。”

周金亮把这桩往事说得妙趣连连,惹得我们哄堂大笑,笑过后,心里却是暖烘烘的。

他颔首微笑,说道:“因为做音乐让我开心,所以所有的痛苦都不是痛苦,现在回想,记得的都是这些开心的事。”

孩子,曾经让我最快乐的人就是你们!

周金亮20岁就结婚,34岁到吉隆坡闯音乐路时,一对子女已经上小学,屈指一算,今年大约四十出头了吧。

说起孩子,他的笑容比平时多了一分慈爱宽厚。他说:“孩子们拥有的已经够了,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,也有他们要追求的理想,我不需要留给他们什么,事实上,我也没有多少钱可以留给他们。”

他认真地想了一下,说道:“如果真的要说,我希望可以留下欢乐,希望孩子想起我时觉得快乐。”

“认识我的人都说,周金亮是一个开心的人,我跟孩子在一起时也特别开心,不管他们带我吃任何东西,我都开心,很夸张的开心,不是故意的,是我真的很喜欢吃,他们知道我喜欢吃,就会带我去吃我喜欢吃的!”他扬起眉毛,加强语气说道。

“我希望孩子知道,在我有生之日,他们已经尽了他们作为孩子的本分,让我这个爸爸很开心。他们做的任何事,包括请我吃饭,带我看电影,或是买东西给我,我都非常开心。我的快乐,是孩子给我的,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,我希望你们记得,曾经让我最快乐的人就是你们。”

除了有两把吉他,他的音乐创作也将归孩子所有。“我留下的歌,也许日后会带给他们一点点财富,但那个不重要。写歌就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,歌写了出来,后面会发生什么事,会有什么因缘,那是歌本身的际遇,我们控制不了。”

记得我这个音乐顽童

不管在台上台下,有周金亮在的地方,就有笑声,是以乐坛人士给了周金亮一个绰号,叫“音乐顽童”。周金亮笑说他很喜欢这个绰号,百年后,希望自己留下的也是“音乐顽童”的样子。

“我的朋友,我的合作伙伴,还有和我在音乐路上不期而遇的人们,如果有人想起我,希望他们记起的是一个会让人笑和开心的人,希望他们记得,和周金亮在一起很开心,即使面对困难,但周金亮讲的笑话化解了很多忧虑。”

他感性地说道: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时,我会问自己有没有留下遗憾,答案肯定是有,但希望不会太多。从现在开始认真思考,应该可以避免留下更大的遗憾。”

“我也做过很多不对的事,对不起很多人,来到现在这时候,身体还算健康,也开始想到人生后面的日子,常感生命无常,希望有一天我离开后,那些喜欢我和不喜欢我的人们,他们偶尔想到我时,会记得周金亮的笑声很开朗,笑话很好笑,这样就够了。”

哪天你不在了,你最想对哪几个人说哪些话?

“生命中有很多恩人、贵人,还有觉得亏欠的人,要讲也讲不完,所以,我只想对太太讲,很简单,3个字,我爱你。

“她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人,我20岁就结婚,现在我们是老夫老妻了,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我们还在一起,那是因为爱。如果不爱,MCO期间大家朝夕相对,一定天天吵架了!

“我是一个做音乐的人,也是一个感性的人,但我对她却没有表露过太多感性,忙音乐的日子,我回家就是休息,要不就是埋头写歌,MCO让我们有很多时间在一起,看到对方身上一些以前我们忽略的东西,也让我觉得,我要感谢她的地方太多了。如果只能说一句话,那就是我爱你。”

如果由你写自己的墓志铭,你会写什么?

我是一个平凡的人

只是我深爱音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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